大明王朝新中国成立200余年，行至万历十五年，经历开国变革之日久矣。而这个时候的整个明王朝，已经进入一种一元化，由定型的庞大的文官群体维护的，维持成宪，依靠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和《中庸》 确定的道德标准来维持社会各方平衡的政治统治时期。在此体系中，货币制度从来没有，法律制度长期被废弛，技术和科学并不被重视，军事力量被丢弃和遏制。与此相对应的是经济异常繁荣，而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，土地兼并，大商人，大地主如雨后后春笋般涌一向，但是不能忽视的是贫困人口，甚至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口也与日俱增，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也居高不下。此时的中国，实质上是由几百万个农村以及几百个大中小城市组成的，中央管理调度手段成为国家发展短板的聚合型社会。
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，整个国家治理机制倒向了对道德标准的过度依赖，以及对健全法制的长期漠视和肆意践踏，造成道德与法律的不可避免的长期脱节。而那所谓的道德思想，不过是根植于孔孟之道，深化于朱熹“四书”之理，演变于文官集团(既得利益者)的思想。
但事实上，终孔孟这样的大思想家一生，也未能时时坚持这样的君子仁德一精一神，何况芸芸众生。
自朱熹所强调的道德思想被明朝统治集团接纳及重视之后，明王朝对官员的选拔考核标准就是其对“四书”的熟稔程度。这样的后果，必然是整个社会对务实一精一神的严重缺失，以及执政能力的大打折扣，必然是官场昏官、庸官充斥其中。文官们对事务的处理，失去对人情现实的考量，常以道德经验代替。当其时，中国的经济已经具备了工业化的基础，但是令人扼腕的是工业一精一神被当时的道德一精一神扼杀。务实一精一神是人一性一释放、人一性一尊重以及结果导向的综合一体。但是我们的道德约束太过了，并不是道德一精一神不重要，但是这个不是用来要求别人的，反应该是要求自己的。我们用反了。
道德源自于人的主观，常与现实脱节，再者其服务于部分群体。运用他要求别人之时，不可避免的被扭曲应用。文官们的自我标榜和对不同利益集团的道德攻击，成为官员们的政治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而对实务的处理，也在此过程中，愈加被轻视怠慢。所以当时的大明王朝就是扯淡和扯皮之风弥漫的王朝。因此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，为何明王朝的各项制度政策，时时出现与事实脱节的情况，造成高利贷泛滥，中央财政入不敷出，而部分文官团体却大举得利的状况。
其实老天是给过大明王朝翻盘的机会的。但是并非珍惜就能把握住机会，当时的大明王朝已经开始向灭亡的方向加速前进了。无论任何时代，任何制度下选拔一出来的官员中，永远不缺乏有识之士。书中的几个主角，如张居正、申时行、海瑞，再加一个武官戚继光，无不是那个时代乃至于中华文明中的佼佼者。他们其实就是大明王朝的最后的救命稻草。
令人遗憾的是，即使是有这些有识之士，或掌权或具备过人影响力，无一能对现有文官集团体制造成实质冲击，促使其进步蜕化。单一思想教育下的成熟一元化文官体制，必然也必须由外界新生强大新生力量破坏重生。李贽最终体会到这一点，终无奈，叹“文极必开动乱之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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